国际自由贸易体系范文篇1
关键词：美国贸易政策国际体系国内社会国家（政府）
自建国以来，美国贸易政策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立国之初，美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后期维持高关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步开始了贸易自由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了“公平贸易”，直到最近美国国内要求贸易保护的声音不断。为什么美国贸易政策变化不定，决定美国贸易政策变化的因素是什么？在学术界存在三种不同分析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理论，即国际体系模型、国内社会模型和国家（政府）模型。本文试图简要介绍三种不同分析模型，并分析其优缺点，以便进一步理解美国贸易政策并预测其未来走向。
国际体系模型
国际体系模型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和进程两个方面解释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认为体系压力塑造了国家贸易政策。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分析模型主要由新现实主义发展而来，肯尼斯?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首次区分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分析方法（还原主义方法），他认为建构国际政治理论需要体系分析法，把国家视为黑箱子，不关注国内政治。在现实主义学者看来，国际结构是一种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社会是不安全的世界，国家有寻求权力和增进相对强于其他国家能力的动机。无政府状态对国家的意义在于：
第一，国家需要在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中提取权力维护自己的安全，这需要国家关注经济增长和财富的积累，重商主义是最为符合这一战略的贸易思想；第二，在不安全的无政府状态中，国家极为关注在世界经济中的独立性，防止经济过于依赖其他国家；第三，国家关注相对获益。国家对于权力和财富的渴望导致它们在合作之时关注获益的多少，因为这关系到国家之间权力的消长。现实主义认为每个国家将实行民族主义贸易政策，国际贸易合作仅是权宜之计，国家间贸易冲突是必然的，国家间贸易合作需要霸权国存在。霸权国偏好自由贸易政策以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
利用这一层次分析的美国学者主要有金德尔伯格、罗伯特?吉尔平、史蒂芬?克莱斯纳等。克莱斯纳分析了1945-1960年间美国贸易政策，认为这一阶段美国建立了政治和经济上无可争议的霸权地位，这导致美国积极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并在GATT中推动多边贸易谈判削减关税和规范非关税壁垒，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秩序的建立美国甚至愿意采取对其不利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大卫?莱克研究了1887年到1934年霸权和自由贸易政策之间的关系，认为在1887-1897年国际结构处于英国霸主地位下，美国采取搭便车，在国内维持高关税政策。在1897-1929年，英国开始衰落，但继续维持自由贸易政策，美国也开始逐渐转变贸易政策，支持自由贸易。1930-1934年经济危机爆发彻底破坏了自由贸易在各国的施行。
国际体系进程模型认为国际制度具有制约国家贸易政策的能力，可以称之为国际制度理论。该理论是在批判霸权稳定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认为霸权衰落后国际制度仍能发挥作用，这是因为国际制度具有一定的功能，可以降低国家之间的交易成本、提供信息和减少国家间意图的不确定性。因此，国际制度可以独立于权力之外，不受权力制约，国际制度一旦建立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国际机制本身是自变量，是独立存在的，不需要依附于强权，国际机制自身可以促进国家相互合作。”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影响表现在一旦国家加入国际制度便受到制度制约，国际制度指引国家制定与它相符合的对外政策。具体在国际贸易领域，一个国家加入WTO需要受到它的制约，致力于推动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规避非关税壁垒，遵守WTO的规定。
国际体系模型分析了世界经济环境对国家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当世界经济环境恶化或者国家经济不景气时容易导致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这种模型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忽视了一个国家国内社会和政府在决定贸易政策中的作用。“这种理论忽视了国内利益集团的实力变动、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中政策的多变性，以及不同国家在面临相同的国际环境时采取不同的工业化和贸易政策。”例如戈根斯坦分析了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贸易政策，认为这一时期美国尽管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相应地下降，但是美国仍然维持自由贸易政策，这是因为美国国内自由贸易观念占主导地位。
国内社会模型
国内社会模型分析社会力量对国家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认为国内政治决定了贸易政策制定，这表现为利益集团模型和政党模型两种。
（一）利益集团模型
根据戴维?杜鲁门的定义，利益集团是任何建立在享有一个或更多看法基础上，并且向社会其他集团或者组织提出某种要求的组织。该理论认为在代议制民主国家中，选民利益的多样性导致潜在的交换收益，也就是说贸易政策作为一种有其内在的特性的政治商品，在行政官员、国会议员与特定利益集团之间进行政治交易，贸易政策的最终决定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政府是利益集团活动的平台。同时，由于每一个选民和企业的偏好是多元和变动的，这就决定了利益集团的共同利益的暂时性和多样性。利益集团的流动变化意味着各利益集团在紧要关头依据特定贸易或者相关议题而结成临时性同盟。当议题发生变化时，原来的利益集团也趋于瓦解，并在新的议题指导下形成新的联盟。
利用利益集团模型研究著名的著作当属于美国政治学家沙特施耐德的《政治、压力和关税》，他通过研究发现在国会统治贸易政策制订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国会议员受到利益集团左右。杰弗里?弗莱登（JeffreyFirden）认为美国一战之后经济实力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但美国的贸易政策仍然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徘徊。这是因为美国国内存在两股政治力量博弈，一股是以国务院和美联储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势力，另一股是以商务部和国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前者要求扩大国际参与，承担国际责任，后者坚持孤立主义。在这两股势力背后都有着强大利益集团的影响，前者的背后是华尔街的大金融集团和出口产业，这些部门经济已经国际化，后者的背后是传统的遭到国际竞争威胁的中小制造业和农业。因此，他认为美国国内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和联盟对解释美国的贸易政策具有关键性作用。但也有学者批评利益集团模型，认为它缺乏严谨的理论和预测价值，因为它缺乏衡量利益集团力量的手段，无法指明最终哪一个利益集团在竞争中会获取胜利。对利益集团模型分析最主要的批评来自新制度主义，其认为制度为利益集团提供了竞争的舞台，制度约束了利益集团的能力，它规定了哪些利益集团可以，哪些利益不可以在政策制定中发挥作用。因此，制度决定了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
（二）政党模型
该模型认为政党与一定的贸易政策相联系，一旦支持某种贸易政策的政党上台执政，将推行这种贸易政策。政党贸易政策偏好的决定因素来自于政党所代表的部门利益和意识形态偏好。认为政党的贸易政策偏好受到了选区利益制约的学者认为美国和共和党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例如偏好贸易保护主义是因为它主要代表了劳工阶级的利益，共和党偏好自由贸易是因为它代表了工商业利益集团的利益。但也有学者认为无论是还是共和党内都有支持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利益集团，仅依赖于选区利益集团不能解释政党贸易政策偏好。意识形态论认为党内成员共享的规范和因果信念决定了政党贸易政策偏好，共和党支持自由贸易是因为它信奉自由贸易可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反对自由贸易是因为自由贸易带来了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收入不公。
政党模型认为政党在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贸易政策的历史可以通过政党政治进行解释。19世纪后半期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和共和党联系在一起。共和党代表了北方进口竞争的制造业利益。在意识形态上，共和党认为政府需要积极行动以促进国家工业化和提高工人工资，提倡高关税政策。代表了南方农业出口利益集团利益，意识形态上支持有限政府，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要求政府实行低关税政策。1890年《麦金莱关税法》（McKinleyTariff）是在共和党总统哈里森政府时期，并且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两院的情况下制定的，平均关税水平维持在48.9%。1892年总统克利夫兰上台，1894年控制了国会，通过了《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Wilson-GormanAct），使得平均关税下降到40%以下。但政党政治在美国历史不同时期所起作用并不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方面是美国政党势力的削弱，另一方面是贸易问题不是政党争论的焦点，这削弱了政党政治在贸易问题上的解释力。“对外贸易不是党派之争的一个主要焦点。和共和党争取的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支持，但两党都没有把贸易政策作为区分彼此分歧的主要方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两党在贸易政策上的分歧加大，又加强了政党政治对于贸易政策偏好的解释力。
国内社会模型把国家作为利益集团和政党控制贸易政策的被动反映，是国内政治，而不是外部力量，决定了政策决定，这遭到国家主义学者的质疑，认为无论是利益集团还是政党必须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活动。“多元主义认为选区压力导致了贸易政策，出现保护主义的法案和修正案，然而一系列研究证明贸易政治和20世纪30年前不一样，当代的贸易政策结果基本上不是由选区压力导致，而是在《史慕特―哈利关税法》后，制度设计保护国会为行政机构开辟了制定政策的渠道。尽管国会活动显示是对选区利益的反映，但贸易政策最终是被支持自由贸易政策的精英决策者决定。”
国家（政府）模型
国家（政府）模型存在两种不同路径。
（一）官僚政治模型
该模型认为行政部门之间的互动决定了对外贸易政策，各个行政机构具有自身利益，例如商业部追求国家商业利益、农业部追求农业利益，各个部门之间不同利益博弈决定了国家对外贸易政策，部门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该分析模型是随着各国文官制度的建立，官僚政治凸显，官僚本身在政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升而出现的。这一分析模型最早来源于马克思?韦伯对官僚体制的研究。“官僚政治理论认为外交部和其他官僚单元至多是追求它们自己版本的国家利益，至少也是关注自身狭隘的部门利益，因此，对外政策的制定成了一场内部表现的战场，在这里，决策是由讨价还价而不是依据逻辑产生的。”该模型认为一个机构背景能够将其职员社会化，使其符合该部门的一套特定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凌驾于更高的价值体系如“国家利益”之上。因此，外交部人员所关心的方面和国防部官员完全不同，这很明显夸大了官僚集团的作用。“对外政策制订中涉及许多关键变量，而官僚政治理论只不过具有单一因素的解释性，不能以偏概全。”正如霍尔批评道：“这种方法替代了原来的理理论，结果变得模糊不清，在解释和预测政策方向时也变得基本上不可确定了……然而，没有任何办法来预测各个政策参与者的立场，也没有任何方法来评估连续不断的政治斗争中各个参与者的相对权力，决策过程仍然是一场相对不确定的战争。”官僚政治模型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强化整个国内政治分析方法，反对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视国家为黑匣子的分析。同时，他将国内政治分析模型带入了国际关系学的议程，了决策者总是明智地或代表公众利益而行动的论断。
（二）新制度主义模型
该模型认为美国国家制度结构决定了美国贸易政策。制度结构包含不同的层次：政府制度的特定特点、构成整个国家的结构以及整合这些制度结构的观念。首先，制度结构可以指行政、立法规则，它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对他们之间的冲突起着调控的作用；其次，制度结构也可指国家内部权力的集中和分散，这主要是行政和国会之间的权力平衡；最后，制度结构还可指制约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规范。制度分析模型最为突出的学者是I.M.戴斯勒，他在《美国贸易政治》一书中强调保护国会的贸易政策制度设计是美国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根本：国会立法者把自己排除出具体特定产品贸易立法之外，国会议员认为贸易立法太过于复杂和太过于繁琐，因此把具体关税削减的权力让渡给总统，国会起着监督的作用。罗伯特?帕斯特（RobertPastor）提出了府会政治的解释模型，他集中分析了美国的两大权力结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制度特征，考察了他们从1926-1976年的关系演变，认为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从国会逐渐向行政机关转移，从而在美国出现了自由贸易政策。制度模型的缺陷在于制度是行为体进行活动的平台，仅仅强调活动的平台而忽视活动的主体是不完整的。
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综合分析
体系、社会和国家构成了分析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三种路径，任何一种分析路径都存在缺陷，因此需要结合三者综合分析。这表现在不同时间段，三种路径的适用性不一样。当国家遭遇重大危机时，国家的力量得到加强，政府在贸易政策制定中作用上升。如20世纪30年大危机加强了罗斯福政府的权力，实现了贸易政策的制定权从国会向行政机关的转移，从而开启了美国贸易自由化之路。同样，“9?11”事件加强了美国行政部门的权力，抑制了美国国内社会的贸易保护主义力量，从而为多哈部长会议拉开新一轮多边谈判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其次，在不同时间段里，三者之间的重要性也有所不同。在这三者之间，国家处于中心地位，国际力量和社会力量都是通过它来发挥作用，国家对哪一个层次的力量感受最为迫切，政策决定就会向哪一方面倾斜。例如在西雅图会议期间，美国国内社会强烈地反对导致了这次会议的失败。当国际力量强烈反对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时，美国则不得不有所收敛。如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国会通过了购买美国货的议案，但遭到其他国家强烈反对，美国政府不得不作出澄清这不是歧视其他国家产品。
因此，分析美国对外贸易政策需要结合三种分析模型。第一，国际体系给美国对外贸易决策提供了大的背景舞台，国际体系的力量通过对国内社会的影响表现出来。当美国经济强盛时，美国国内维持开放的贸易政策呼声加大，当美国国内经济衰退时，美国国内要求贸易保护的压力上升。第二，社会力量通过影响国会来实现其目标。首先，选民的需求通过选举博弈来对立法人员施加压力，决定立法人员在贸易决策上的立场和行动方向。议员选区的利益分配格局、经济强劲程度以及该选区的利益集团对保护需求的程度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自由贸易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其次，在选民压力的约束下，立法人员在政党斗争的博弈中权衡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可取性，贸易伙伴报复的可能性、贸易伙伴是否进行不公平的贸易竞争等因素对贸易决策的影响。国会的权力越集中，多数党通过委员的任命和资源的分配等手段控制国会的议程就越多；权力分散增加了跨党联合和妥协的需求，也增加了各种利益集团影响政策的渠道。第三，总统和国会力量之间的博弈决定了贸易政策决策的制度环境，这一环境决定了是采取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政策。在经济学理论下，人们倾向于认为自由贸易符合国家长远利益，总统较少受到国内社会力量影响，遵守国际承诺的需要，比较容易制定自由贸易的政策。当贸易政策制定权为国会掌握时，由于国会受到国内社会影响较大，容易出台贸易保护政策。在国会和总统权力之间的较量中，国会和总统之间权力的分享导致了美国管理贸易政策的出现。
最近美国越来越表现出来的贸易保护主义是这三种模型的综合结果。在国际体系方面，世界经济不稳定，美国经济低迷，多边贸易体系受到削弱，这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出台提供了宏观背景；在国内社会方面，全球化飞速发展导致了美国民众关于贸易问题的两极分化，贸易问题和广泛社会问题联系起来更加剧了这一趋势，美国国内很难形成一致的贸易政策，两党一致支持贸易自由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国家（政府）方面，由于美国总统权力的削弱，国会逐渐开始主导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美国政府不同部门利益诉求不一，导致了美国行政部门不再能够主导制定偏向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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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自由贸易体系范文篇2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概述
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就是对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的立体式的创新现象的集中概括。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标明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
如果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一简单的概括，我们就会发现，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包含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
（一）观念创新
它具体包括：
（1）把贸易开放看成是对外开放的起点和基本方面；
（2）客观地估价对外贸易在一国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把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平衡、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协调看成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
（3）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处理国家关系的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
（二）格局创新
它具体包括：
（1）以地缘经济为特征的贸易集团取代了以联盟为基础的贸易联盟，贸易集团化格局基本确立；
（2）区域贸易集团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展趋势，全球一体化步伐正在加快；
（3）国际贸易重心已从单一的欧洲重心过渡到了多重重心并存的状态，并正在形成以亚太为重心的新单一重心的格局。
（三）制度创新它具体包括：
（1）具有真正法人地位的、拥有更强约束性和更高运转效能的世界贸易组织逐步取代关贸总协定；
（2）区域性协调机制的迅速建立和不断加强；
（3）国别的“管理贸易”制度的推广和普遍化。
（四）政策创新它具体包括：
（1）有限制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抬头，保护主义开始相对地退入低潮；
（2）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逐渐被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取代，新型的更灵活和更隐蔽的贸易限制措施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
（3）贸易政策趋向于和其它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的更大程度上的溶合；
（4）区域内“共同贸易政策”开始形成。
（五）构成创新它具体包括：
（1）国际贸易的在比例结构上出现重大调整；服务贸易的比重相对于货物贸易正在快速上升；制成品中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新尖技术产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料产品中具有特别意义的资源产品的贸易量增长迅速；
（2）多边贸易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扩展：乌拉圭回合协议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以及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体制以外的农产品和纺织品纳入到多边体制的管辖范围。
（六）工具创新它具体包括：
（1）投资和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
（2）通讯技术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信息工具；
（3）国际贸易惯例、规则的革新更地规范了国际贸易的全过程；
（4）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国际贸易如虎添翼；
（5）各国在促进和便利贸易发展方面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举措。
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实际内容还远不止上述这些方面。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已经深入到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并通过和当代国际创新、国际投资创新的日益溶合，产生新的更广泛的创新，从而推动整个国际经济的全面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近现代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它呈现出下列一些鲜明的特征：
首先，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全面性的和立体性的创新。这个全面的立体式的国际贸易创新局面可以概括为以观念创新为基础、以格局创新为突破、以制度创新为实质，通过政策创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具体体现的包含国际贸易各个方面、贯穿国际贸易全过程的创新。
其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分水岭。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由于它的全面性和立体性，在时间上便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并构成了比较明确的划分国际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时间分水岭。这个时间分水岭大致是1990——1995年。尽管国际贸易创新的某些方面可能明显地早于这一时期，而且，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过程尚未结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过程、方面和内容基本上都发生在当代国际政治格局大转换后的5年左右的时期内。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大调整的时期。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国际经济贸易大发展的时代的来临。
再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了开放与自由的主题。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崇尚开放与自由，努力挣脱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对国际贸易自由化近20年的禁锢，鲜明地高举起了开放和自由的旗帜，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从观念创新到制度创新，从格局创新到政策创新，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开放与自由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开放的创新、自由的创新，是对长期猖獗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击。它迎来了国际贸易逐步自由化发展的新。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成就的取得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对保护主义长期抗争的结果，而且也是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和退让的结果。这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格局创新方面。贸易集团内部的自由化可以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但是，承诺贸易集团成员共同一致的对外保护的合法性本身又标明了这种自由化的浅薄。因此，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决不意味着贸易自由主义的根本性胜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寿终正寝。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不过是相对提高了贸易的自由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势头。最后，发达国家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动者、主导者和主要参加者。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特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首先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在国际发生根本性变迁后，与此关系最为紧密的西方发达国家既出于争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又出于维护共同的国际利益才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和深入发展，并直接成为各个创新领域和方面的主要参加者。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一直操纵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全过程，把握着创新的发展方向。这些都保障了发达国家最终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最大受益者。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剖析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为90年代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有其形成的深刻的背景和浓厚的现实基础。全面地深入地剖析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有利于把握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可以从下面几方面加以剖析。
（一）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转换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国际贸易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健康稳定的时期往往就是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动荡不定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国际贸易就会停滞甚至萎缩。因此，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国际贸易发展和创新的前提条件。
二战后逐渐形成的美苏对抗的“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把整个世界长期笼罩在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威胁之中，国际贸易的发展无疑受到了各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和制约。随着苏联的突然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冷战”的政治格局终于被打破。但是，由于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打破具有“突发性”，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无法形成，因此，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个新格局的酝酿和形成的“无格局”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突然没有了政治对手而表现出了政治神经从未有过的松驰，国际政治矛盾与对抗被暂时搁置下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明确。
在这个“无格局”时期，各国为了迅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未来的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纷纷把注意力转向经济贸易的发展方面。在国际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上，经济贸易关系逐渐上升到首要的位置。为了推动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的利益，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在健全和维护国际贸易制度、和秩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和努力。所有这些方面都推动和促进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和发展。
（二）当代国际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增强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广宽的国际经济舞台和创新压力当代世界生产力的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化、国际化进程，社会分工、国际分工日益朝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方向发展，整个国际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发展体系。这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最显著的特点。
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际贸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国际贸易具有联结作用。国际经济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贸易纽带联结的。正是由于国际贸易这一特殊的桥梁作用的存在和发挥，整个国际经济才被凝合为一个整体。
其次，国际贸易具有渗透作用。它通过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其它国际经济活动对国际经济的全面的渗透，进一步地把整个国际经济各个组成部分和领域溶合为一个有机的发展体系。
再次，国际贸易还具有导向作用。贸易往往是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发展的先遣，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总是能够推动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关系包括其它、文化等关系的全面发展。这使得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建立在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上。
最后，国际贸易还起着助动作用。对外贸易对一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助动作用实际上还表现为对外贸易对一国更大规模和更大程度上溶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助动。这种双重助动作用是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体系的重要动力来源。
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大规模变迁，当代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在其基础还是在其表现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基础看，单一政治联盟基础正在向以地缘经济联盟为主的多基础过渡。从表现形式看，相互依赖关系逐渐表现为包括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还不断产生着迫切要求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协调各国政策与利益的强烈愿望。为了适应上述变化，以便能够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挥联结、渗透、导向和助动作用，国际贸易必须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当代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以信息革命、生物工程等为特征的当代科技革命在过去的10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不仅表现为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明，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新技术的上的突飞猛进。这不仅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而且还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事实上，数据交换的日益广泛的运用和全球范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推出，以技术服务和信息传输为的国际服务产品的形成和发展，以高新尖技术产品为交易对象的现代技术贸易的日益壮大，既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它们本身又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组成部分。
二战后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带来了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这不仅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衰退程度的下降和期限的缩短上，更表现为广大发展家民族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国际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当代国际贸易构成的创新，还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其它领域和方面的创新。为了适应和容纳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日益膨胀的需要，同时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更快地增长，当代国际贸易必须在观念、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实现全面的创新。
（四）当代各国经济所面临的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外在强制当各国开始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方面以后，那些一直被“冷战”状态所掩盖或淡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不同的国家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问题，但是它们大都共同面临着下列问题：
其一，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溶合？如何发挥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
其二，如何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如何消除贸易收支的逆差？
其三，如何实行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国际间协调？如何合理地分割国际贸易利益？
上述归结到一点，就是各国迫切希望对“冷战”后的国际贸易的各个方面作出新的安排。这在客观上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起着外在强制的作用。作为这一强制作用的结果，各国开始了贸易观念的反思和创新，并就国际贸易制度、格局和政策的国际宏观安排和微观实施进行着少有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国际贸易的全面创新得到了各国普遍的强有力的扶持和推动。
（五）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当代国际贸易发展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阻挠。
第一个方面是国际贸易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而又无法消除的障碍。这些障碍中最突出的有两个：
一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两难选择。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制度的摇摆不定人为造成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
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残缺与低效能。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所有的贸易行为，而且仅有的管辖能力还表现为“软约束”。这更加剧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
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贸易同时又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具体体现在：
一是如何适时地变更有关国际贸易的一系列的思想和观念；
二是如何调整“冷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三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和框架上改革和完善国际贸易制度；四是怎样在国际贸易的构成、手段和工具上充分体现当代革命的最新成就和贸易的最新发展。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和困难严重地阻碍着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和其对国际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正常发挥。它们从国际贸易的内在的最深层次上驱动着国际贸易自身的全面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正是由于这一内在动力的驱动，当代国际贸易才发生了从观念到格局、制度、政策、构成和工具的全面的深刻的创新。
三、几点启示
从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的初步剖析，可以得出下列启示性的结论，它们能够引发人们对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宽松的环境不仅有利于经济贸易的发展，还可能成为经济贸易振兴与腾飞的前提条件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得益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实质性转换，得益于和平与发展的真正到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大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政治环境的稳定。这是保证中国改革开放最终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
第二，只有坚决地把中国经济更大程度地溶入国际经济的发展体系，中国经济贸易才会有真正起飞的明天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建立在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强的基础之上。没有这种依赖关系，国际贸易创新就难以形成。事实上，如果一国经济脱离这种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关系，那么它也就不可能从这种相互依赖中获得利益。尽管溶入相互依赖关系体系需要付出代价和作出牺牲，但对于长期实行封闭经济的中国来说更应如此。从长远利益看，这乃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基本出路。
第三，科技发展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生长点科技进步和广泛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基础，它直接和制约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中的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并通过各种途径对整个国际贸易产生作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科技基础。因此，不仅要在观念上，更应该在实践中，真正地把科技看成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强支撑，甚至是根本支撑。
第四，经济贸易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自身发展的不适应性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各国经济贸易发展面临的问题对国际贸易发展所造成的压力；
国际自由贸易体系范文篇3
信息时代的发展,促使国际贸易形势发生转变,针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也产生相应的变动。信息时代下,国际贸易转变了直接投资公司内部贸易结构,改变国际贸易定价机制;国际直接投资格局,也直接影响国际贸易格局。同时,国际直接投资,可以提升本国经济水平,有带动性的促进母国产品出口,增强母国的产品出口竞争力,同时也可以增加母国外汇收入。对于信息时代下,转化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可以提升国际直接投资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在信息时代国际贸易中,“在信息时代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条件之下,应用传统统计方法中以国家为单位的方式,通过其进出口额计算国际贸易的收支,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出当前国家的贸易利益,将其转化为用原产国外汇增加额来进行计算,其结果较为精确。”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间发生一定转化。
二、完善改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关系措施
1.改变角度
对于信息时代下,在国际贸易的理论体系之中,其自由贸易理论一直占据了统治的地位,而相对与比较成本理论而言,其已经发展成为自由贸易理论中的主线。根据传统国际贸易要素中的禀赋理论,基于占有不同优势资源、不同优势生产要素的国家,其在生产各自国家产业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可以用国家自身优势产品,有效的换取别国经济生产的优势产品,使得交换产品后各自国家彼此均获利,然后,再由各国按各自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分工,形成产业贸易的竞争发展模式。在现代化经济全球条件之下,改进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针对实际情况,明确比较成本已经不能再成为决定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因此,在信息时代国际贸易中,实现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促使实现贸易投资的一体化发展,其实质就是依靠跨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整合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资源,大力借助国际直接投资活动,提升贸易发展水平。在信息时代下,转化贸易投资角度,有助于发挥实践指导意义;其主要表现为,若是一个国家具备越多的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就能够在国际贸易分工中,更多的来整合别国的产业发展资源,同时也可以减少本国产业资源被别国的贸易直接投资企业整合。对于信息时代下,在国际贸易中,可以依靠获取产业生产技术优势,以及大力生产差别化产品的形式;优化贸易管理方法来降低国际贸易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
2.重构路径
在信息时代的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研究之中,已形成了三种基于不同研究对象的贸易理论体系;一是就是以由市场机制为研究对象,可以从组织结构及协调发展之间进行国际的分工;而对于另一种,则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进行研究;同时,对于信息时代下,其第三种研究中,则是由专业化个体发展为研究对象,以此来进行贸易分工。在信息时代国际贸易中,对于新兴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之中,就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以及交易效率概念,以此来解释企业生产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由于在信息时代国际贸易中,市场和企业是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形式。在信息时代中,对于实际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国际贸易方面应该秉持降低交易成本,改进商品交易效率的原则,能够运用重构路径的发展思路,提升贸易经济水平。当在实际中,若是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远远高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生产费用之时,就可以选择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能够使跨国企业从国际贸易分工之中抽离出去,不仅可以降低贸易交易费用,提升国际直接投资经济效益。
3.转化主体
跨国公司作为国际直接投资方面的产物,在信息时代贸易中,对于很大程度上可以将跨国公司作为在国际贸易中的研究主体。在信息时代国际贸易中,可以双向作用实现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联合机制,对于跨国公司之间实施全球战略前,国际上的贸易分工中主要是以产品为发展界限的,也就是各国根据比较优势,各自的集中生产具有贸易优势产业,从而形成某些、某一种的最终产业产品,最后通过国家间主题交换,使贸易产业中最终产品进行投资交换,在经济活动结束之后,对于国家企业结果双方,都可以获得比较多的贸易利益。对于信息时代下,转化贸易过程中的主体,提高国家贸易发展的整体福利,实现国际贸易直接投资,促使转化新的经济行为,能够以贸易投资经济活动为国际贸易中的主体,有助于促使提升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国家贸易的整体经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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